2018-09-22 15:52:51 摘自:兰台内外
刘伟、郑健、马增蕙受邀走进北京电视台,讲述一代笑星侯宝林、刘宝瑞、郭全宝和李文华生活中的逗乐事儿。这些顶级笑星不仅相声说得好,他们在台下抖出的“包袱”也同样令人捧腹。
郭全宝挑水“检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年到了春节,广播说唱团都忙得厉害,一天要演出五六场。有的时候还要到外地演出。记得1958年,团里到哈尔滨演出。晚上在哈尔滨剧场演,白天到工厂慰问,很忙很累。这还不算,当时团里还要求大家搞“突击创作”,根据当地的好人好事来编写节目。于是,演员们在火车上就忙得不可开交,大家找遍了当地的报纸来看,找其中的好人好事,然后由脑子快的演员写出来。等到下了火车,把行李放在一边就开演新节目。当时挑了郑健和郭全宝,因为觉得这两人脑子比较快。两人演的是快板书,郑健拿着词儿,郭全宝打着板儿,开说“竹板一打响连天,来到了哈尔滨心喜欢”什么的。等说完了,演员们这才扛着行李往住处走。所谓住处,其实就是——后台。到了住地,安排好后台的房子,团里马上就开会。会上,领导要求大家“力争上游,人人搞创作,都得在演出的7天内写出一段词儿来!第二天,郭全宝一大早就起来了。他挑着一桶凉水和一桶热水,从楼下挑到楼上,到楼上后“哼哼哎呦”地把两桶水放下,然后大声叫“同志们,起床了啊!”这么一叫,大伙儿就都起来了,梳洗后,就又开会了。开会时,每个人得汇报自己的“创作”到了什么程度。郭全宝说:“今天我得向领导、向大家检讨,我检讨什么呢?争上游我是下游,争红旗我是白旗,我写不出来,所以我每天早上伺候大家洗脸,一桶热水、一桶凉水,全给包了!”
侯宝林扛7把笤帚进后台
那次在哈尔滨演出,每天晚上在剧场演出都是侯宝林攒底,他演完后演出就结束。之后,演员们还有个任务:敲锣打鼓送观众!送完了观众还不算完。演员们还得赶紧回来拿笤帚、簸箕、抹布、墩布,打扫剧场。打扫干净了,这才算完。到了第二天晚上演出之前,大家忽然吃惊地看到:侯宝林扛着7把笤帚走进了后台。大伙儿纷纷问:侯老师,您怎么着?“啊?您想想啊,我是最后一个演,等我演完下了台,我得把演出服脱了。等我脱完,换好衣服,笤帚也没了,墩布也没了,等我拿起来,人家都扫完了!我呀,买7把笤帚,这7天,我一天一把,自己背着来!
那时候真的是人人争上游。就这样侯宝林买了7把笤帚,往自己椅子底下一搁,做好了准备:脱下大褂就干活儿!
第二天又开会。领导说,以后敲锣打鼓送观众和打扫后台免了!原来,剧场的前台经理和服务员都提意见了:我们这活儿你们给干了,你们争上游,可我们落后了!侯宝林这7把笤帚算白买了。
那就贡献出去吧!就这么着,7把笤帚全送给剧场了。
“迟到大王”刘宝瑞的“理由”
上世纪五十年代,作为中央直属演出团队的中国广播说唱团,还在实行着机关式的管理方式,每天定点上班、下班。上午8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半。团里的演员多数是经历过旧社会的传统艺人,习惯了自由演出的他们,有些人还真适应不了这种工作时间。下午一上班一般是读报,读《人民日报》。政治学习半小时。所有人挨个儿读。那时候读报,大伙儿一坐下准少一位,经常是这样的:大伙儿正在这儿听读报,从外边进来一位,这位脸上也挺难为情,因为还得签到呢!可这位进门时起码得迟到了一刻钟或20分钟!这是哪位呢?刘宝瑞!
迟到是刘宝瑞的毛病,他实际是睡午觉起不来。进得门来就觉得脸上挂不住,怎么办呢?见大伙儿都在那儿瞅着自己,他只好捂着胸口说胃病犯了。侯老师乐了:胃是在这儿,怎么跑那儿去了?到了第二天,读报时迟到的又是刘宝瑞,他一进来:“我便秘得厉害!”得!又改便秘了。那天刘宝瑞又迟到了,郭全宝就冲马增蕙挤眼,马增蕙那时候又皮又好闹,跟个男孩子似的:他刚一进门,我就说“怎么着您,今
儿怎么回事?犯了便秘?”刘宝瑞无奈:“别讨厌了!迟到了!”
李文华有一本难懂的日记
那时候团里是机关化,上下班的钟点要求得特别严格。甭管你那会儿是多大的腕儿,都一样!
那时候真的没有大演员、小演员之分,马季负责扛服装箱子,负责整理服装,大伙儿的服装都在一个箱子里;马增蕙负责熨烫服装;还有管乐器的人,一人分一样乐器,比如刘伟管四胡、三弦……那时候实行军事化管理,需要的时候,拿起来就得一二一,走!那时候每天上班,全团数李文华来得最早。他是相声班的班长,他有一个日记本,谁要是翻他的日记本谁都会觉得可笑。那时候马季、唐杰忠都在这个组里,李文华的日记本里写的东西,有的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比如“马去唐又来,唐去马又到”什么的!
马增蕙管互助会一塌糊涂
那时候团里还有一个“互助会”。开始时大伙儿推选马增蕙管。每月开工资后,大伙儿每人拿出10块钱一起存进“互助会”。之后谁要是家里有困难、有急需,就写个借条,比如:现在我要借100元钱。马增蕙就从互助金里取出100块钱交给他。等到再开工资,就从他工资里扣出这100块钱。
那时候,团里有几位是当然的“借户”,每个月都要借。这样马增蕙每个月都要取、要扣。这还真把她难为得够呛。
“我上学就有三门最好:语文、音乐、体育。三门最不好:英语、算术、历史,这个算术要我命了,所以我管账不成,我赔得稀里哗啦的。钱借出去了,借给谁记不住,借多少也忘了!”到后来,“互助会”不搞了,“我冲北磕了仨头:赶紧的,您千万免了吧!”
郭启儒给郭全宝留了个后遗症
郭启儒在团里岁数最大,那时候已经快70岁了。有一次在一个广场上演出,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又是攒底。天气冷,广场上条件差,上厕所不方便。
终于等到二位上台了,到了台上快说完了,郭启儒在旁边小声说了一句:我可要白了!这是行话,就是憋不住了,我得去上厕所。这句话侯宝林不知道听见没有,还继续往下说。郭启儒憋得受不了了。就又小声说了一遍。这回侯宝林知道了,赶紧停下,把郭老师搀下去。当地人赶紧领着上厕所去了。过了一会儿,郭启儒回来了,两个人就又继续说。
谁知道,郭启儒这次偶然的意外经历,竟给郭全宝留了个后遗症!从此,郭全宝上台之前总是要先上厕所。每到一个演出的地方,他就会先找厕所。到哪儿演出,到了后台你如果找不着郭全宝,他准是找厕所去了!大伙儿都知道郭全宝这个后遗症,后来再到哪儿演出,大伙儿就会一块儿给他找厕所:“郭老师,厕所在这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