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华北大平原的北端，三面重山环绕，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中间是由永定河、温榆河、潮白河等大小河流的洪冲积扇拼连而成的北京小平原。因为其西部、北部和东北部三面群山连绵，如屏如壁，势若海湾，所以又叫做“北京湾”。
北京西山，泛指北京城以西的山地，属太行山北端支脉。广义的北京西山包括房山区西部、丰台区西部、门头沟区、石景山区西北部、海淀区西北部及昌平区西南部的山地。狭义的北京西山是指距北京城较近的丰台区西部、门头沟区东部、石景山区西北部、海淀区西部的山地。大部分是低山丘陵，有少数是中山。地层主要是古生代和中生代的沉积岩，亦有中生代燕山运动形成的岩浆侵入体。北京西山人类活动历史悠久，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是六七十万年前“北京人”、10万年前“新洞人”和2万年前“山顶洞人”的故乡。门头沟东胡林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东胡林人”的故乡。自晋代以来直至明清，佛门僧徒不断地在这里修寺建刹，佛教文化极其昌盛，潭柘寺、戒台寺、云居寺、碧云寺、卧佛寺等都是名扬海内外的古刹。北京西山连绵起伏，重峦叠嶂，泉水喷涌，自金代金章宗在辟西山八大水院始，历代皇家在西山或山麓地带辟建离宫别墅，清代建成了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等大型皇家园林。北京西山富于古迹，历史文化积淀极其丰厚辉煌。流出西山的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与西山诸泉汇聚而成的玉泉水曾是北京城的主要水源。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秀丽的自然风光，以“玉泉垂虹” 和“西山晴雪”最为盛名，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
公元前11世纪，周王朝建立。为加强对北方的统治，周武王先后“封黄帝之后于蓟”（今广安门一带）；“封召公于北燕”（今房山区董家林村）。春秋时期，蓟弱燕盛，蓟被燕所灭。因蓟城处于华北平原的北端，是中原与塞上往来的交通枢纽，地理位置明显优于燕城，所以燕将都城迁移到蓟城。蓟城是北京市的源头，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乃至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分封，设郡县，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蓟城又成为郡的治所。经西汉、东汉，计四百余年，燕地蓟城虽然有时为封国都邑，有时为州郡治所，但一直是统一的中原王朝的北方政治、军事重镇，以及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汇合要津。此后，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蓟城作为幽州治所，度过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也经历了隋唐以来的社会繁荣和衰败。当时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矛盾和融合，日益增强了幽州蓟城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扩大了它的影响。自魏晋至隋唐五代的七百多年当中，幽州蓟城曾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慕容携的前燕)和叛乱、割据势力(史思明的大燕、刘守光的大燕)先后三度立为都邑。虽然总计不过十多年时间，但从这个城市的政治功能和作用考察，幽州蓟城实际上己经出现独自影响、左右中国北部，乃至于钳制中原的因素。
契丹兴起于今日西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附近的山区，占据燕云十六州后，改国号为辽，建都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公元936年契丹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为辽朝五京之一。南京作为契丹政权向中原地区扩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契丹人吸取汉族文化、占领南部农耕地区的统治中心和贸易中心并作为逐鹿中原的前进基地，这就是历史上和北宋对峙的辽。从此以后，北京就从一个华北平原的北方门户逐步发展起来，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数百年间代替了前期长安城的地位，形成了全国最大的一个行政中心。辽朝占据燕京184年以后，兴起于松花江上的女真族崛起，建立了金朝并代替辽而占据了幽州城，统治中国的北半部。公元1153年,金海陵王把都城从松花江上迁到了幽州城，改燕京为中都。这样，北京终于发展成为一代王朝的正式首都。历元、明、清三代，北京均为皇都，更进一步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金朝和辽朝一样，是我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少数民族政权。金朝自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国称帝，至公元1234年金末帝完额承麟死于乱军，共历10帝，计120年。
女真族是满族的祖先，他们很早就居住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和长白山麓一带。早在唐朝初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初，女真族叫“靺鞨(Mohe，读末何)，当时有几十个不相统属部落，其中黑水靺鞨和粟末靺鞨是两个比较强盛的部落。7世纪末，粟末靺鞨的首领大祚荣统一了其他各部落。由于他统一有功，唐玄宗封其为忽汗州都督，后又加封渤海郡王，成为唐的藩属。公元726年(开元十四年)，唐玄宗在这里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先后设置勃利州(今苏联伯力)黑水都督府，任命靺鞨首领担任刺史和都督。从此，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边疆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了。五代时期，渤海地方政权被契丹贵族吞灭以后，黑水靺鞨也从属契丹统治。这时候，他们已称为“女真”。
女真族统属于辽以后，辽王朝曾把女真族中的一部分迁移到辽阳(今辽宁辽阳市)以南，编入辽政府的户籍之内，叫做熟女真；另一部分住在粟末江(今松花江)之北、江宁州(今吉林扶余县境)之东，未编入辽政府户籍，叫生女真。后来建立金政权的完颜部，就是生女真的一支，其首领就是完颜阿骨打。这就是金朝的开国皇帝金太祖。
金章宗完颜暻是金朝的第六代皇帝。在他和他的祖父世宗完颜雍统治时期里，金朝社会发展到了顶峰，并从明昌、承安间由盛转衰。
从阿骨打建国到章宗即位时的七十多年时间里，金代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 是“灭辽举宋”，金朝的统治势力迅速从金源“内地”扩展到中原。其次，是实行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改革, 并于1153年将都城从上京（今黑龙江阿城）迁到中都（今北京），实现统治重心的南移, 加速了女真汉化和封建化的进程。第三，金朝建国前后，北部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由于战乱所造成的残破状况，逐渐得到恢复，金朝的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在教育、科学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发展。
“捺钵”作为一种活动习俗，是指辽帝在一年之中所从事的与契丹游牧习俗相关的营地迁徙和游牧射猎等活动。它不是辽帝的刻意创造，而是一项自然而然的存在，是在辽初期“因俗而治”体制下的客观延续。捺钵制度是由契丹传统习俗发展而来。随四季的变化，逐水草而迁徙，是契丹人在游牧和渔猎生活中养成的习俗。辽朝建立后，皇帝依然四时游猎，在游猎之地设置行营。由于捺钵是春夏秋冬四时进行，也称“四时捺钵”。
由于契丹族是游牧民族，“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一年四时逐水草，迁就淀泊，故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这些逐水草而形成的“行在所” (或叫行营)，用契丹话说就叫“捺钵”。 关于捺钵还有许多大同小异的解释，如住坐处、行帐、纳钵、纳宝等。捺钵文化在蒙古语里是游牧文化的意思，它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早期的游牧、游猎文化，所以契丹人的衣食住行以及信仰习俗都是这种游牧行在方式所决定的。
随着时间的推进和国家状态的发展，四时捺钵也发生着变化，一直到辽朝灭亡，统治者也没有从根本上放弃捺钵的习惯，辽代的捺钵反映着辽王朝兼具“行国”和“城国”两种特色的政治体制的发展与变化的过程。四时捺钵的时间也在被不断地压缩，它原来所具有的紧凑性和连续性的特征在一步步地消失，越来越成为了一种仅具象征的修饰，到了辽晚期以后，逐渐变成“春水秋山”。
四时捺钵作为辽一代契丹之制，在金元时期女真、蒙古族中也相沿不衰。金元时期从四时捺钵逐渐演变成春水秋山，但其基本形式和功能基本没有改变。金章宗在北京近郊西山上兴建的八大水院，是其近郊出行的行宫，除了受当时金朝臣民反对捺钵和国之情势所迫而采取的就近原则之举，也是满足金章宗沿袭旧俗的习惯。直到清朝，热河避暑、木兰秋猎，以及北京近郊一些苑囿的营建兴修，都是这种制度的遗风。